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新发展格局视角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金融作为支农主力军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活水",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快速增加、金融组织体系日趋完善、涉农贷款稳步增长、数字金融逐步推进、金融服务质量持续提升等重要现实基础.理论逻辑表明:金融是支持产业兴旺的坚实基础,是实现生态宜居的强力支撑,是营造乡风文明的有效保障,是推进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是保证生活富裕的擎天巨柱.为充分发挥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应构建长效政策支持机制,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创新农村产权运作机制,提升农业主体造血功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发展动力.     

胜任力模型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在企业管理工作中,人力资源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内容,而胜任力模式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有利地位,就需要将员工的胜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使员工能够和企业同发展、共进步。基于此,论文从胜任力模型入手,对其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及创新策略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基于水权交易和面源污染控制的农户灌溉施肥行为模型

将水权交易和面源污染控制有机结合,以种植面积、农业用水定额、污染物浓度为约束条件,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建立农户灌溉施肥行为模型,分析水权交易和排污控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灌溉用水量与农作物价格成正相关,与交易水价和边际灌溉成本成负相关;一定范围内肥料施用量与农作物价格成正相关,与边际施肥成本或边际环境成本成负相关。模型证明,当农业用水定额内水权可交易时,水市场的存在和水价政策将激励农户减少灌水量,节约用水。     

关中城市群核心外围城市联系的空间分析--以西安、渭南为例

借助多源大数据研究核心与外围地区的集聚与扩散机制,识别核心区域范围,探讨外围地区与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特征和网络结构。研究结论包括:(1)西安核心城市呈现扩散背景下的集聚主导模式;(2)外围地区不同层级中心节点发育,局部网络化形态显现;(3)通勤是区域联系的主要方式,并与消费出行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与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方法相比,大数据更加直观、更加精确地展示出城市空间流的特征,解释了核心城市向外辐射的不同方式。分析结果与模型计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经过比对分析,认为模型对全域人口规模、主导产业结构等因素考虑不足。建议规划有序引导核心区域功能向外围扩散,加强节点承接能力建设,促进城市群网络发育。     

微波消解-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金丝菊中镉的含量

本文采用硝酸-过氧化氢混合溶液,使用全自动微波消解仪消解金丝菊代用茶中的重金属镉,定容后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进行测定。结果表明,镉的工作曲线相关系数>0.995,相对标准偏差<4.4%,国家标准物质测定值在标示值范围内,回收率为92.5%~106.6%。该方法快速、准确,能够满足日常食品中镉的分析要求。     

湿热地区精装住宅室内甲醛和TVOC污染调查及分析

对宁波精装修后未入住的76户住宅进行甲醛和TVOC浓度检测.统计发现,甲醛和TVOC平均超标率为52.5％和59.1％,儿童房室内污染最严重,高温高湿气候加速甲醛释放,人造板家具比实木家具的污染超标率高3.4倍.     

超额节能指标政策的工业去产能效应

为了在节能"攻坚战"中避免"一刀切"问题,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对不同省份设定了差异化的节能指标,超额节能指标的去产能效应有待准确评估.本文首先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工业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进而利用中央政府设定差异化节能指标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超额节能指标对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地,本文识别了超额节能指标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企业特征和指标强度的异质性效果.研究发现,超额节能指标对产能利用率具有积极影响,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被证实是可靠的;超额节能指标在生产侧与消费侧均对产能利用率产生积极影响,且该影响随着指标强度的提升而增加,这是因为该政策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并对过度投资产生了"降温"效应.因此,适当提高当前指标有助于实现节能与去产能的双赢.     

中国对虾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基于贸易引力模型

选取中国与主要对虾出口市场 2003-2017年的对虾贸易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市场的经济水平、中国的对虾产量以及 APEC成员对中国对虾的出口有着促进作用。中国与各出口市场的地理距离以及对虾疾病 EMS对对虾的出口有着较弱的阻碍作用。并根据引力模型测算了各出口市场的贸易潜力。其中美国等 12个国家和地区属于潜力再造型出口市场。加拿大属于潜力开拓型出口市场。日本、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属于潜力巨大型出口市场。根据分析及测算结果分别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提出了促进对虾出口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1990~2014年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下降了5%以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的实证分析表明,整体上贸易开放抑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分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源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良好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影响,但是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不佳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向中国贸易开放能够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特别是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积极影响较强。上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